二、修身律己：不做圣賢即為禽獸 

    理學家常給人虛偽做作的一面，但曾國藩克己復禮，嚴格修身的態度與行為確實值得我們學習。曾氏早年進翰林后，在京也有一段放浪形骸的日子。有學者考證曾氏曾酒后狎妓染上性病。但曾氏最終幡然醒悟。從此追隨自己的老師理學家唐鏡（字鑒海）研習理學，嚴格修身。其堅持不懈幾至于到對自己苛刻的程度。每日勤寫日記，“狠斗私字一瞬間”，勤習書法，攻讀詩詞文賦及義理之學。在日記中，將自己不符合理學規范的行為一一記錄在案。曾氏日記中記載，有次去朋友家宴習，艷羨朋友之妾容貌之美，回來后甚覺不妥，于是在日記中大罵自己私欲太重、修身不嚴。  

    曾氏日記除創建湘軍之初荒廢一段時間外，其他時間均無大的間斷。至于家書，則是一生沒有間斷。曾氏死后，留下幾千萬字的家書與日記，這種勤奮程度常人根本難以企及，這些都源于曾氏嚴格的律己修身的精神。  

    曾氏律己修身之嚴，還突出體現在他節儉上。曾氏節儉到何種程度？曾的布衣幕僚、平民知己趙烈文有詳細記載，例如其同治六年九月初六記可見一斑：“滌師（指曾國藩）來久譚，譚次，師脫馬褂置榻上，又少坐即。余取視榻上衣：佛青洋呢面，布里，琵琶襟，極短而小；蓋寒士所不屑者，為之太息不已”這樣的文字還有很多，作者以自己的親眼所見，為我們刻畫了無先例的節儉總督形象。 

身為大學士、兩江總督，且手握重兵，每日經手的金錢千千萬萬，而自奉之節儉到如此地步，在古代官僚中能有幾人？  
    古人云：取法乎上，可得其中；曾氏早年立志“不為圣賢即為禽獸”。以古人中的“圣賢”為榜樣。曾國藩心目中的古代圣賢按德行、文章等指標來分大約有四類共三十幾人，曾國藩不僅身體力行向他們學習，而且將這三十幾人畫像，刻于家鄉石上，勉勵后世子孫也向他們學習。這有點象我們現代人說的“向成功人士學習”。我們知道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，向成功人士學習，無時無刻都可以榜樣激勵自己。從而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與行為，最終達成自己的理想。  

    營銷是一種工作自由度比較大的職業，面臨的誘惑也比較多，酒色財氣四者隨時都可以讓營銷人失去方向。曾國藩的修身律己，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。  

    三、忠于理想：雖南面王亦不如此  

    曾國藩除理學家身份外，本質上還是一個文章大家，曾國藩的最大興趣在于即吟詩作對，作文論道，自己一生渴望的，是在學術與文章上取得成就，于青史留名。對于南面稱王并無多大興趣。晚年曾氏于軍功上封侯時，仍悔恨自己在學問與文章上無所建樹。當然，曾國藩確實有他的時代局限性，所維護的倫理價值無非是忠君愛國，尊王攘夷那一套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，曾氏也是一個忠于自己理想的人，而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。湘軍攻下南京后，東南半壁江山全在湘軍的勢力范圍，此時只要曾氏振臂一呼，必然應者云集。當時清政府已經大廈將傾、搖搖欲墜。曾氏很多幕僚也早已經看出了這點，并找機會多次向曾氏暗示南面稱王，推翻清政府恢復漢人江山。但都被曾氏嚴辭拒絕了。連中興四大名臣的左宗堂與胡林翼都找機會暗示他。左宗棠有次托胡林翼送給曾國藩一幅對聯：“神所依憑，將在德矣；鼎之輕重，似可問焉”暗示曾國藩趁此機會自立為王。曾國藩不為所動，將左的對聯改了兩個字，回絕了左宗棠：“神所依憑，將在德矣；鼎之輕重，不可問焉。”以此暗示自己無稱王的想法。  

    有朋友說營銷人都是機會主義者，有奶就是娘，掙錢就是唯一的理想。此種理想筆者不敢茍同。錢當然需要，但一個人追尋自己的理想、忠于自己的理想、實現自己的理想那種滋味與成就感不是單純的靠錢可以換來的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成就了自己的理想，錢自然而然的會跟著來。  

    四、功成名就：半由天命半由人  

    縱觀曾國藩一生，功名成就讓我等凡人不可不敬畏。連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年輕時候都說，“吾觀乎近人，獨服曾文正。”拋開曠世功名外，曾國藩的幸運也讓人羨慕不己：  

    道光二十年會試高中，賜同進士，點翰林。曾氏家族五、六百年從未有功名，這次高中連同點翰林，在曾氏家族乃至湘鄉算破天荒；此次高中，曾國藩只是賜“同進士”，也就是相當于現在的“相當于XX學歷”，而不是真正的進士。曾氏一生常為自己“同進士”出身耿耿于懷。按說當時，同進士要想點翰林根本不可能，只能回老家先歇著，有機會做候補知縣，但曾氏確實幸運抓住機會被他混進去了；  

    高中之際肺病復發，差點丟了性命，幸得好友歐陽兆熊照顧總算撿回一條性命；  

    道光二十七年連升四級，由翰林院侍講升為二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。 
而此公三個月前還鬧著要回籍省親。但苦于費用不足，沒去成。要是真回家溜達一趟，哪來三個月后圣眷天恩之顧。若無此連升四級，更別談后來號令地方之影響力以組建湘軍。這種東西，除開運氣外，找不到更好的解釋；  
    數次戰敗，自殺未遂；或被人救困與危難之際而化險為夷；  

    ………  

    曾國藩的功名與幸運，讓我這無名小輩敬而遠之之外，更生“半由天命半由人”的宿命想法。其實這個想法到不是我的首創，而是曾氏自己的想法。曾氏在家書中多次反復嘮叨，事業之成功與否，人之成名與否，不完全由個人努力而決定，這中間還有命運的安排。  

    曾氏盡管信天命，但并不放棄人事（個人的努力與奮斗），比如科舉與從政，曾氏很明白，基中的“天命”，即不可預知、不可掌控的成分太多，因此，對于子女的前途，曾氏不并不完全寄希望于科舉，但是對于子女的修身、學習、律己等“人事”，曾國藩一點也不放過。曾氏知道，成功半由天定，修身全在人為。  

    盡人事，聽天命，是中國人的普遍想法。有了這個想法，才能做好自己的事，調整好自己的心態，才能樂天知命。現在流行的成功學告訴人們，只要努力一定成功，為了成功，可以不擇手段。弄得人心浮躁不安、瘋瘋顛顛。我們身邊常有些被成功學或直銷組織洗腦的人，成天神經兮兮、瘋瘋顛顛，讓人敬而遠之。其實，筆者以為，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與不努力也能成功同樣膚淺幼稚。兩種思維都讓人不健康。而曾國藩的幸運與成功給了我們良好的啟示。